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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长们的负债行为学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4:55:42 阅读: 来源:电烤箱厂家

市长们的负债行为学

经典的市长行为学模式是:市长大刀阔斧,甚至不计成本,能想多远想多远;  负债经营城市,三五年之内足以树立政绩  曾经担任大同市长的耿彦波可以松一口气了。前阵子媒体热炒“大同深陷百亿债务黑洞”,转眼间,媒体的关注点转到了武汉。  《中国经营报》近日一篇报道援引官方机构《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》称:截至2012年6月30日,武汉债务余额为2037.05亿元,债务率已经超过美国最高警戒线的1.5倍。这篇报道颇耸人听闻:武汉市2013年需要还本付息310.59亿元,2014年则达到311.76亿元,相当于最近两年每天需偿债近1亿元!  从大同到武汉,关于城市债务问题的报道一篇连着一篇。但我没见到几个市长或城市领导---出来解释与辟谣。  在我看来,市长们债多不愁,原因至少有五个:  第一,可以把城市债务推到“保增长”身上。保增长是保GDP增长的简称,典型的就是自2005年以来,我国预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“保8”,也就是确保GDP的年均增长为8%。由于城市创造了80%的GDP,市长们基本上就成了“保8”的重要责任人。一些市长的决策也就因此具有两重性:一方面,他们为保增长作出了贡献;但另一面,他们正是靠大上特上各种建设项目做到保增长,无一例外地推高了城市债务。  第二,可以把城市债务推到一些制度身上。例如一项广受讨论的制度是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。分税制改革使得中央政府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22%上提到近60%,却没有改变支出责任。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和失业等支出的主要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。  1994年的时候城镇化人口基数较小,城镇化方兴未艾,列在城镇化成本项下的支出并不显眼。但今天,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和小城镇,管理者们为了提供巨额的公共服务支出,只好负债。  第三,可以把城市债务推动市民身上。我在与原大同市长耿彦波聊天的时候,他说过大同人民对他拆城、造城与超前建设的大力支持;媒体报道阮成发当武汉市市长时说过一句话,大意是:武汉历史欠账太多,基础设施严重落后,不搞“满城挖”,对不起武汉人民。这些话的潜台词是:城市负债建设发展,是为了市民。成果既然由市民享受,负债问题当然也应共担。大同当年被广为宣传的模式是干多少事、融多少资,这意味着先把事情大胆地规划出来、做起来,再去想从哪里融资的事情。武汉最多的时候有5000个工地同时开工,满城尽是挖土机,基本上也是先铺摊子再找钱。  第四,可以把城市债务推到班子身上。所谓班子就是市政府领导集体,班子的班长是市长。近年来,经典的市长行为学模式是:市长大刀阔斧,甚至不计成本,能想多远想多远;负债经营城市,三五年之内足以树立政绩;即使有点城市债务过高的议论,班长们也可以搬出“班子”这张弹簧床为自已垫底,理由之一是各种决策都是班子做出来的。  第五,可以把城市债务推到后继者身上。根据目前的干部任免,书记或市长在一个地方干满两个任期,基本上就要调离。有时不到两个任期,也可能转任其他地方的职务。这会带来一种心理预期,即:一个书记或市长认为,只要自己不贪、不占,到时候所谓的债务,也会通过干部组织调动的方式,由下任承担,与己无关。  罗列了这些情况,希望有助于说明,在现实的国情下,市长们很难做到“量需为入”、“量入为出”,努力追求健康的城市财政。市长们的债多不愁,有极其复杂、多面的成因。如果政策、机制的层面不作根本性调整,市长们仍然不用为城市负债担心。这样下去,结果可怕,因为城市高负债的风险系统性地累积,对于我国城市以及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,将是严峻的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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